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

戴向阳

妈妈如今已入花甲之年，谈起过去她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竟有那么多不为我所知的难忘旧事，我常常听她讲那过去的故事。

“三同”的故事

我妈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只勉强念了个完小就辍学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姥爷是个党员，思想觉悟高，他常常教我妈要做个对集体有用的人，并鼓励她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，因为“劳动最光荣”嘛！听了姥爷的话，她就到生产队里参加了劳动。或许是生胎落地骨子里就有那么一股“犟”劲，妈妈虽是女性，但干起活来决不示弱。那时生产队经常在田间地头开展劳动大比武，劳动中她每每要和男劳力就箩头、担子比高低、分伯仲，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，这令大伙刮目相看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，稚嫩的肩膀一挑就是100来斤，难免叫人赞不绝口。谈起劳动，村里老的、少的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，他们都夸我妈是个“铁姑娘”，是个干将，将来是个可造之才，就这样，无意间我妈的名字不胫而走，在十里八村就传开了。无巧不成书，一次，公社领导一行人到我村下乡，一进村，就和大队干部说要见见村里号称“铁姑娘”女孩子，在那个崇尚劳动，唯劳动是举的年代，劳动成绩就是一个人存在价值的“度量衡”。也就是这次的领导之行，促成了我妈命运的改变，几个月过后，我妈就很幸运地到公社上了班，“角色”是团支部书记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上班族”。

那时候，所谓的人民公社，也就十来个人，一个人常常是身兼数职。公社干部的工作就是下乡指导“三农”，宣传、贯彻、落实党的农村政策，并且要躬身实践，是典型的“住村”干部。他们下乡完全靠两条腿（那时公社一级还没有配备交通工具），进驻大队后，每天的任务就是和村里的老百姓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（简称“三同”）。白天，与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；夜晚，召集生产队里的人们开会，总结一天劳动成绩和经验，进而安排第二天的劳动生活。可以说，他们当时的工作是清石打砂石---实打实，不来半点虚假。由于当时公社人员少，所以公社干部往往是“倾巢”出动，轮流包村，可以说他们走遍了全公社所有的村。吃的是百家饭，睡的是百家炕，一年四季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“扎根农村、扎根基层、扎根群众”，就连回家的机会都不多。我妈当时年龄在公社里算最小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要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指导农业生产，开展工作，困难可想而知，但要强的她从没有被困难吓倒，反而愈挫愈奋，越来越坚强。文化程度浅，她就虚心向农村有经验的老干部们学习，勤询问、多请教，在劳动实践中边干边学，摸索着前行。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，详细记录每天工作的全部内容，也就是在同老百姓的交流、对话中我妈逐渐熟悉了农村工作，逐步在锻炼中成长成熟起来，以致在随后的工作当中，一直都干得得心应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凭着踏踏实实的工作，赢得了全公社老百姓的一致好评。

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。”这句朴实的话，赞颂的就是踏实为民的好干部。

“购货票”的故事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妈从公社调进县百货公司，当了商业战线一名普通售货员。那个年代，属计划经济时代，商品不像现在丰富有余，而是极度匮乏，就连香皂、肥皂、洗衣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。一些人家常常为了一张购货票而着急犯愁，真可以说是“一票”难求。我妈是个古道热肠之人，常常破例给这些犯愁人家“放宽政策”，用她的话说，这也算“特事特办”！妈妈的服务热情周到，脸上一直是那么阳光灿烂，从没有“阴天下雨”的时候，也从没有和顾客因为买和卖发生过争吵，因此常常赢得顾客的赞许和尊重。正是由于售货员这个特殊的职业，我妈结识了各行各业不少顾客，因此也沾了顾客不少光。“顾客多了路好走”，譬如说粮食吧，那时候粮站供应是粗、细搭配，是有比例的，而我家有时买的细粮要多些，这也是事实。

最令我佩服的是：妈妈的那一个柜组有六个阿姨，每天下班的时候，她们都要清点一天的营业额，营业额跟实际售出的实物居然丝毫不差，也就是说，一点都“不差钱”。由此可见，那个年代的人们思想是多么纯洁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没有一顶点私心杂念。

现在，妈妈退休在家好几年了，每当谈起往事，她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一脸欣慰与自豪，她说：“改革开放30年，我的工资由起初的几十块涨到上千块，翻了好几番，现在都市场经济了，商店里的商品也丰富多了，琳琅满目。如今人们兜里有了钱，想买啥就买啥，再不用拿着购货票去买东西了”。

我是搞统计调查工作的，经常下乡在基层，于是妈妈又时常给我敲警钟，告诫我：工作当中要勇挑重担，敢于吃苦，一定不要脱离群众，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一定要把“三同”工作作风传下去。我谨记叮咛，并在工作当中始终践行。如果说我的工作还算干得不错，那么我深深知道，这得益于我有一个好妈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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